一战华工与上海

杨位俭

    期次:第975期   





2018年11月11日,法国政府在巴黎凯旋门前隆重举行一战终战100周年国家纪念活动,有70余国政府首脑和代表庄严出席,在这个纪念仪式上,第一次历史性地出现华裔少女用汉语朗读一战华工翻译顾杏卿回忆录的场面,这标志着华工的贡献与牺牲在欧洲主要国家官方层面得到公开和正式的确认,顾杏卿也作为来自上海的华工翻译进入世人的视野。

在国际突然聚焦顾杏卿的背景下,除了这个回忆录,我们对上海人顾杏卿仍然所知甚少。上海大学一战华工调研团队先后到上海档案馆、上海外国语大学以及闸北地区户籍管理机构做过寻访,均一无所获。后来我想到顾杏卿是民革成员,最后终于在相关部门协助下找到了两页顾杏卿的自传,从文字内容判断应该是加入“民革”的申请书。顾杏卿是上海闸北西宝兴路顾家宅人,曾就学于教会学校,具有较好的外语能力,1917年作为翻译参加一战华工队,后前往美国西北大学留学。回国后先后在上海、重庆等地任职,1937年2月出版《欧战工作回忆录》。《欧战工作回忆录》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翔实记述一战华工招募、行程与工作生活的专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上海也是技术华工的主要招募地。1916年起,《申报》上就陆续出现了招工信息发布、招募过程包括后期遣返的消息。如1917年9月27日的《申报》就称,英国威海卫招工局干事陈礼庭数次往返于威海卫与上海,招募铁道华工。由于华工招待所位于浦东,需要轮渡前往,有诸多不便。后来由陈礼庭报告英公署,准予将招待所移至租界。陈礼庭曾在上海三马路庆和里租赁房屋十栋为华工招待所,分批注册、体检、派遣。根据报道,其中第七次招收华工90名,送至仁济医院进行圣经布道并考察体格,最后仅取30余名,这批招募华工随后乘温州轮船开往威海卫转远洋轮船赴欧。技术华工一般被安排在法国和英国的工厂或武器保障维修部门工作,有一部分还从事铁道修建和维护。

熟练技术华工的待遇要明显高于一般“苦力”,但毫无疑问对技术要求也会很严格。如果其中发现有问题的华工,会被遣返回上海,这时候,巡捕房的施总巡就会派人前往码头进行接应。如果是本地人就自行解散,如果是其他地方来的,就会带回大自鸣钟巡捕房就近安排住宿,等第二天安排轮船送回各自家乡。由于这些被遣返的华工没有工资,探员往往带领至茶馆解决伙食,事后再到领事馆报销。这些措施看起来似乎对待华工颇为优待,当然也毫无疑问会有助于招工宣传。

在法国的上海技术华工大多没有延长合同。根据档案记录,1919年1月初,他们就都返回上海,其中原因,大概由于法方用工苛刻,“上海机匠多谓不得殊利不愿再留”。青岛也有一部分技术华工赴欧,但归国信息缺失。由南方所招募的技艺工人,则多返回上海、汉口等地,再进工厂充当技艺工人。也有一小部分从法国回到中国的技术华工,之后又带领着更多工人去法国谋生,报载“大批工人向上海法轮公司定购舱位”,在1923年形成新一轮的“赴法”热潮。

一战技术华工属于较早具有产业经验的群体,他们或多或少会对中国的工业化甚至工人运动产生过一些影响。著名的“五四”运动史研究专家周策纵指出,“五四”时期那些归国华工在欧洲的经历,使他们在上海工会的组织化以及罢工活动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有力地促使五四运动在年代早期向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极端方向发展”。在上海法电工人罢工运动中,中共党员戴汉森利用旅法归国华工的身份,打入法电内部当卖票员。因为他会说法语,很快就升为写票,结交周围的工人,从事宣传活动,领导了法电工人罢工运动。

从书面文献来看,上海毫无疑问是国内一战史料最丰富的地方,这得益于当时上海发达的新闻出版工业和便捷的国际资讯交流。根据旧刊刊载的内容来看,一战期间上海的媒体对战争进行了频密翔实的报道,战略分析、战役进程、财政、运输、社会运动等等不论巨细,悉能发布出版。上海有关一战及华工的资料主要见于当时的报刊杂志,如《东方杂志》《申报》《远东时报》等,其中《申报》以及时报道见长,而《东方杂志》多政论文章,《远东时报》则是英文刊物,主要面向外国侨民。2019年底,我听说在上海档案馆存有300余份有关一战的档案资料,便前去查证。经过清理,发现幻灯片内容涉及法国殖民地军团、战场、工厂生产等丰富内容。其中关于华工的幻灯片有28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张俊义研究员的协助下,最后确定这批资料与法国国防部影像中心所藏原片为同一内容,但能够在上海集中发现一批有关一战的历史资料仍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这批档案资料原为震旦大学教学幻灯片,随着1950年代初震旦大学的撤并,资料转入上海档案馆。因这些资料长期存放在库房中,装有幻灯片的木制盒子已经有些朽坏。上海大学现代人文研究中心(一战联合研究中心)与上海档案馆合作对其中部分幻灯片进行了数字转化,用以开放社会查阅使用。这批档案在蒙尘近70年之后,终于可以与公众见面。

为纪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在沪侨民,上海租界当局曾在外滩建立“欧战纪念碑”(和平女神像),具体位置在气象塔北侧,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路口。1924年2月16日,纪念碑正式落成。欧战纪念碑底座由钢筋混凝土砌成,中间为空心,座基贴有花岗岩,两旁有铜做的盔胄盾甲等古代战争用具。碑顶矗立青铜制和平女神像,女神低首垂目,左手抚摩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儿童,右手伸向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以示安慰。雕像庄重安详,有寄寓和平祈望之意,艺术价值亦颇高。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上海全部沦陷,日本人授意汪伪政府将和平女神像连同基座两旁的浮雕拆除,碑面文字被全部磨去。从一战时协约国的盟友,到二战时法西斯轴心国的主力,日本逐渐暴露出亚太以至全球扩张的野心,大亚细亚主义成了粉饰其军国主义侵略实质的遮羞布,因此即使它曾经是一战时的战胜国,欧战纪念碑也要当成西方殖民的象征被无情地拆掉。殊不知自一战之后,对于中国而言,最大的殖民威胁恰恰来自于身边这个黄皮肤的邻居,对历史记忆及其象征物的争夺真实地体现了20世纪上半叶的霸权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