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迅速迭代，传统的文科人才培养模式，在回应现实复杂性、交叉性、融合性问题上，逐渐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文科人才的培养模式、文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社会服务能力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新期待。
文科何为？这场追问，从书斋蔓延至讲坛，从学科的评估延伸至国家战略的棋盘。新文科建设不仅是应对时代之变的战略选择，更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文科教育自我革新、提升文科服务国家战略能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内在要求。
《上海教育》杂志6月20日刊推出《文脉新章：上海高校新文科的破局与重构》专题，并特别策划了“新文科十问”访谈板块，邀请高校校领导和权威专家学者，就新文科建设的关键议题发表真知灼见。本期，我们邀请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段勇，分享上海大学对新文科建设的探索和思考。
《上海教育》：新文科建设既需要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又需要守护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如何理解这种“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段勇：新文科的新，是推陈出新的新，而不是无中生有的新，因此必然兼顾守正与创新。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在短时期对当时的人文学科造成冲击，产生所谓“危机”，而从长时期来看则促使人文学科发生蝶变，发展到新阶段。当代新文科，同样是在以数智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传统文科面临又一次“危”与“机”的选择，是人文学科发展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新文科的新，主要体现在时代理念、结构范式、研究工具的新，而人文学科最核心的人文精神是不会变也不应变的，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也是人文学科的立身之本，我们必须坚守这些内核，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和眼花缭乱的剧变时代中以内在的不变应对和引领外在的万变。
《上海教育》：人工智能为文科教育带来了强大的工具支持，在技术与人文的双向赋能中，如何在拥抱技术的同时守住人文价值？如何让技术赋能与人文底色相互成就？
段勇：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人类社会一次深刻的科技革命，甚至与人类自身的进化有关，因此归根到底它属于科技人类学的范畴。从浅层面看，它表面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技术论差距，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普及的技术便利，而从深层面看，它实际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认识论鸿沟，即有可能使聪明人更聪明、愚昧者更愚昧。因此在教育领域，如何用好人工智能拓展能力，使之助力教育如虎添翼，而不是安享便利陷入“信息茧房”形成僵化思维，是新时代教育必须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同时我们要破除技术决定论的迷思，要主动坚守和强化自身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底蕴，做人工智能的主人和合作者，而不能沦为人工智能的被动接受者甚至奴隶。
《上海教育》：当前新文科建设已在机构设置、课程体系等层面实现了初步的学科交叉，但更深层的融合需要系统性变革。高校新文科建设如何真正催生深度的学科交叉与知识创新？在科研组织、评价机制与学术文化等方面可以迈出哪些实质性步伐？
段勇：传统学科分类是随着科技进步而人为划分的，它为各学科的专业性深入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是“分久必合”，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现实，传统学科的边缘已经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而科技革命使知识生产呈现爆炸式增长，这些为新文科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高校新文科应该紧紧抓住交叉、融合这个路径，增强问题意识，以新文科建设目标为导向，关键是解决方法论问题，才能催生真正的新文科学科方向，目前最有希望先行一步的是已经引进了统计量化、分析检测、计算建模等手段的文科学科。除了传统的专著和论文评价标准外，如今项目成果、智库报告等也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新的产出评价指标。未来文、理、工的界限有可能会越来越模糊。
《上海教育》：在人工智能可以撰写论文、生成诗歌、分析文本的今天，文科教育究竟应当教会学生什么？
段勇：与很多人的观点不同，我一直认为，人工智能威胁最大的并非文科，而是依赖逻辑推理和计算验证的理工科，过去依靠人工需十年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人工智能只用两天就能实现，这是一种真正的取代者角色。对于文科来说，人工智能只不过增加了一个竞争者，它也许比大多数传统文科学者的水平和效率要高，但是它的算法决定了它达不到最顶尖的人文学者的学术创新水平。因此文科教育要教会学生既不畏惧技术也不迷信技术，要迎接技术进步，学会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学习、借助但不是盲从、依赖，通过普遍的人工智能应用帮助提升整个人文学界的平均水平，从而催生出更多顶尖学者，或者说抬升人文学科的天花板，这必然意味着人文学科的又一次发展。
《上海教育》：上海多所高校获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在多领域展开了前沿探索。这些实验室如何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创新提供系统升级和强大支撑？
段勇：对于一门成熟学科来说，专门的或有特色的方法论是必须的。新文科建设过程中，实验室正成为新学科方法论的平台依托。当前除了教育部新设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外，包括上海大学在内的许多高校也自行设置了一些新文科实验室，这是新文科注重文理、文工交叉融合的必然趋势，体现了新文科注重借鉴理工科的实证和计量等方法，增强研究结论和学术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度，无疑有助于新文科研究的拓展深化、结论细化和结果精准化，有助于新文科学科建设迈上新台阶。
《上海教育》：传统的文科评价体系以论文发表为主导，新文科强调跨学科融合、实践服务与问题导向，如何建立与之匹配的评价机制？
段勇：传统文科讲究著书立说，因此评价体系借鉴了理工科的一些方法和指标，在实践中也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新文科强调跨学科融合，“重服务、强贡献”，我们的评价标准自然也应突破原有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注重解决当代人文社科领域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这其实也符合我国“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即使写诗作文也是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联系起来的。这就要求评价指标不能只从学校内部考虑，还要高度重视社会需求和期待，要更“接地气”。
《上海教育》：上海高校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形成了多层次的布局。如何更好地实现学术深耕与咨政服务的双向赋能？
段勇：咨政建言的智库工作虽早已有之，但近年来成为人文社科的重要亮点，越来越受到各方关注。好的智库成果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敏锐的问题意识、持续的追踪深耕，因此做好学术深耕才能打有准备之仗，才能及时凝练出高质量的报告。上海作为我国科学研究重镇和国际交流前线，已经积累了广泛而深厚的专业学术基础，因此也有条件、有实力、有责任在包括区域国别研究在内的新兴学科领域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上海教育》：单一学科背景的教师难以满足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求，但跨学科师资的培养并非一蹴而就。如何更好地推动师资队伍的高质量发展？如何激发文科教师的跨学科创造力？
段勇：其实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并非都要求精通不同学科的深层理论，而更多需要在应用层面通晓不同学科的知识，从而能够寻找到相互结合的节点。当代技术的应用准入门槛越来越低，并不需要掌握太多专门指令，只要克服技术恐惧和畏难情绪，绝大多数文科老师一样能成为应用层面的“技术达人”。因此，上海大学精心策划组织了AI赋能教学、科研、管理系列培训，强化教师再培训、再学习意识，还在校内众多专业学科都引入了人工智能课程，而且正在构建大中小一体化的人工智能课程对外输出，希望全面激发师生的创新能力。
《上海教育》：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既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也要融入全球学术对话。高校如何在“融通中外”中走出一条开放自主、互鉴共进的中国自主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设路径？
段勇：我国在经济总量和国家综合实力方面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还不够强。高校有条件和责任进一步发挥独特优势，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沟通，在共同话语层面构建中国学派或中国话语体系。比如关于文明起源，过去西方根据西亚北非案例总结出文字发明、金属冶炼、城市出现的三要素，但是随着全球考古进展，显示出其并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比如印度哈拉帕文明、中国良渚文明、南美印加文明均不同时具备三要素但显然都已发展到早期文明高度。因此近年来中国学者通过研究，提出考古发现的都城、宫殿、大墓、礼器和礼制、战争和暴力等遗迹遗存是更具普遍价值的判定标准。通过每两年一次的世界考古论坛，这一新的标准也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认同和接受。
《上海教育》：面对社会对文科价值的讨论，新文科如何回应期待、重塑信任？站在2026年的节点展望下一个十年，新文科建设的持续探索能为中国高等教育留下怎样的制度经验和思想财富？对此您有什么预见与展望。
段勇：从根本上说，理工科的发现与发明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与利用，人文社科却是人类社会“无中生有”的创造，而新文科融合强大的理工科方法，必将提升和重塑自身原有的学科架构与实践路径。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外高等教育似乎都面临传统文科危机，但是欧美的文科分别经历了“一战”后和“二战”后的繁荣发展并先后成为国际学术研究和话语权中心，而中国文科还并没有经历类似的充分发展，体现在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还未成型、国际话语权也并不强，因此新文科建设给予了我们一个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中国当前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并跑和部分领跑，不仅有助于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培养高层次新文科人才，而且也将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赢得国际话语权创造良好条件。校党委副书记 段勇